畢舸

        企業(yè)因為產(chǎn)品抽查不合格而公開指出是“得罪有關部門領導”，在筆者的印象中還是第一次。而其中是否真的存在“冤情”、以及“冤情”究竟由誰來認定，必將成為公眾及輿論關注焦點。目前是后者直接決定了前者，而當質檢總局直接成為“被告”時，按照利益回避原則，質檢總局無權成為第二輪質檢的主導者。吊詭的是，按照現(xiàn)有程序，似乎又難有他法來推動質檢總局以外的其他權威部門來予以鑒定。

        無論是否真的存在  “冤情”，“喊冤”企業(yè)將面臨決斷權最終又繞回質檢總局的尷尬境地。而類似的爭議絕非孤例，筆者用搜索引擎查詢“質檢爭議”，查詢結果達235萬條。為人熟知的案例就包括  “三聚氰胺檢驗600元一次惹爭議，質檢機構稱檢驗過程復雜儀器昂貴，已是‘為社會服務’”、“特富龍致癌危機引爭議、美國環(huán)境保護署獨立審查小組認定某品牌不粘鍋有問題，而國家質檢總局堅稱‘沒問題’”、“強生問題兩部門爭議，質檢說‘有害’，藥監(jiān)稱‘沒問題’”等。

        從眾多爭議中可以辨析出幾個關鍵命題：當出現(xiàn)質檢結果爭議時，尤其是國內質檢部門與國外質檢機構、或者是與其他職能部門就某一質量問題發(fā)出不同聲音時，只會讓民眾莫衷一是，影響到質檢部門的公信力。而昂貴的質檢費用，似乎又指向質檢權力壟斷下的亂收費之嫌，如果屬實則損害了企業(yè)合法權益。

        由此可以看出，由質檢部門“一家獨做”的傳統(tǒng)質檢模式，有可能產(chǎn)生信息不對稱、資源壟斷、權力濫用及“誰來監(jiān)督監(jiān)督者”等弊端。常識已經(jīng)無數(shù)次證明，權力使用的道德性并不因掌握在某個代表公權力的機構手中而天然有效，公共資源的過度集中反而會導致更多問題，因此通過在合法范圍內分權與制約，才能確保公權力被善用于公共利益最大化。

        質檢部門固然是質檢結果認定的最后掌控主體，但是否所有的質檢程序與路徑都要全面包辦，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事情。以委托制鼓勵符合條件的民間質檢機構履行上述職責，并且逐步形成多個民間質檢機構公平競爭、通過市場認可形成優(yōu)勝劣汰的發(fā)展格局，而質檢部門則主要負責對這些民間質檢機構的標準設立、日常監(jiān)督與實施退出機制，如此分工合作或許更符合當下“小政府、大社會”的趨勢。

        可以借鑒美國FDA（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執(zhí)法經(jīng)驗，F(xiàn)DA既不隸屬面向大眾的服務性認證機構與實驗室，也沒有所謂的  “指定實驗室”，F(xiàn)DA作為聯(lián)邦執(zhí)法機構，不可以從事這種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事，只會對服務性的檢測實驗室的GMP質量進行認證，合格的發(fā)與證書，但不會向公眾“指定”，或推薦特定的一家或幾家。如此通過鼓勵民間檢測機構的公平競爭，來達到激活民間資源為民眾利益服務的宗旨。

        “不合格”企業(yè)“喊冤”應倒逼第三方仲裁，即質檢部門之外的獨立公正機構存在，其希望來自民間，來自法治框架內的市場經(jīng)濟。正如行業(yè)協(xié)會等市場自治組織的興起與完善，既要確保民眾權益、又要合理規(guī)范企業(yè)但不損害其合法利益，“不合格”企業(yè)“喊冤”讓我們看到了第三方仲裁機制建立的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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