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如：但是，我們面前有諸多復雜的挑戰(zhàn)和問題，我們要面對，我們要應對、解決，為此雙方同意建立四個機制，當然這四個機制是在原來對話的基礎上，四個機制是外交與安全對話、全面經(jīng)濟對話、執(zhí)法與網(wǎng)絡安全對話、社會與人文交流。今天談社會人文交流，重要性就在于在避免兩國的沖突方面，前三個對話有前三個對話的功能，社會人文對話有它獨特的功能，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我們覺得，人和人之間，國家和國家之間、民族和民族之間差異產(chǎn)生大概可以分為兩大方面的差異。

一方面是利益差異，或者叫存在差異，不同的存在，我們的立場就會不一樣，但是存在會決定觀念、意識，所以意識上會有差異。在我的理解當中，在中美對話當中經(jīng)常討論，碰到這種情況就是各說各理、各執(zhí)一詞。中國人講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照理說，這個理越辯越明，也沒有越辯越明，還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它是什么問題？就是相互不聽對方的，或者說是他聽不懂對方的。這個對話的作用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