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張敬偉（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作為諾貝爾獎的壓軸大戲，今年的經濟學獎頒給了3名經濟學家。

北京時間10月11日，作為壓軸獎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一半獎項授予經濟學家David Card，以表彰“他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性的貢獻”；另一半授予經濟學家Joshua D. Angrist和Guido W. Imbens，以表彰“他們在因果關系分析方面的方法論貢獻”。

開出“三黃蛋”，并不令人驚奇?，F在的諾貝爾各獎項，流行多人獲獎。這意味著諾貝爾獎委員面臨選擇難題，網絡時代的諾貝爾獎不僅失去了神秘性，也流失了關注度。年年“諾獎周”，很難掀起太多輿論漣漪，疫情時代更讓諾貝爾獎少了儀式感。相比其他獎項的風過無痕，壓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還算是激起了輿論些許好奇。盡管如此，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很快會被輿論場淡忘。此外，這三個人獲獎并不令人意外，早在人們預測的近300人的大名單里。

獲獎者理論早已有之

給出的獲獎原因也缺乏新意，不管是“勞動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性的貢獻”還是“在因果關系分析方面的方法論貢獻”，其實都屬于勞動經濟學的范疇。因為后者的方法論首先用于勞動經濟學。

其實，早在1990年代初，David Card的研究結果就顯示，除了個別現象以外，提高最低工資并不一定會導致就業(yè)機會減少。他還通過研究得出學校的資源對學生未來在勞動力市場的成功遠比以前所想的更重要。疫情時代的勞動就業(yè)關系是各國的民生大難題，因此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勞動經濟學，似乎“很親民”“很實證”“很具體”，但也陷入技術主義的瑣碎中。

獲獎者的理論早已有之，和眾多理論一樣，其實關注的只是現實生活的一個層面，從而通過繁瑣的數學模型推演而得出所謂創(chuàng)新。但是，這樣的經濟學研究，已是鉆了經院主義的牛角尖，偏離了宏觀大勢。

經濟學非純粹學術，更不是完美的數學模型闡發(fā)。經濟生活是復雜多變的，市場環(huán)境更是動態(tài)多維的大系統(tǒng)。糾纏于經濟生活的某個方面和市場的某個環(huán)節(jié)，進行“深耕細作”的探究，這樣的經濟學也許越來越邏輯化，或者在某個細節(jié)可以實證，可以通過數理推演得出局部的因果關系，但卻無法解決全球化的宏大命題或單一國家的市場難題。這樣的經濟學是精英或經院經濟學，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勞動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涉及到“勞動”給人的感覺是充滿人文關懷，而且是用“實證研究”勞動經濟學，自然讓人感到書齋里的經濟學家們對勞動的尊重和對生活的“溫度”。然而，不管理論多么高深，不管經濟學家如何進行“實證研究”，都擺脫不了肇始于西方的現代經濟學體系?？恐@套經濟學體系，西方牢牢掌握著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這就是被西方奉為圭臬甚至是武器的市場經濟。

并非解決經濟困境藥方

因此，無論經濟學發(fā)展出多少分支，不管西方出過多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都是市場經濟的追捧者。大部分時間里，經濟學家也好，西方政府也罷，除了特殊的危機時期（如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都篤信“看不見的市場之手”的力量，不愿讓“小政府”變成干預市場的大政府。

這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西方主導了全球經濟秩序，或者通過強勢貨幣抑或動用貿易壁壘將危機轉嫁到全球。然而，經過華爾街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然后是特朗普時期的單邊主義，西方世界不僅讓西方經濟學體系的紅利消耗殆盡，也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名聲，更使西方尊奉的全球化變了味道。

疫情陰霾下的全球化遇到更大挫折。全球供應鏈阻斷，能源荒和芯片荒彌漫全球，然而西方尤其美國，拯救經濟的藥方還是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向全球輸出通脹，利用美元強勢地位讓全球為美國危機埋單。當然，這也讓美元名譽掃地。美國如此，日本和歐洲也是這樣。拯救經濟的工具更多是其貨幣版權和市場霸權的依賴，因此篤信可以通過貨幣政策手段和市場霸權轉嫁危機。

回到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的三位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的確圈內有名。但也只是300名獲獎大名單中的三位而已。他們獲獎前不能給美國、西方或全球經濟提供實實在在的解決方案，獲獎后也只是提升其知名度而已。無論“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性的貢獻”還是“在因果關系分析方面的方法論貢獻”，都非解決當前經濟困境的藥方。這樣的“貢獻”讓經濟學家獲益，卻是偏離了解決現實問題的靶心。

諾貝爾獎評委會也陷入了難以自拔的狹隘誤區(qū)，全球經濟秩序發(fā)生激變的現實下，評委會大佬們依然青睞西方經濟學家，這本身就是西方式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