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劉雅玲    每經編輯 劉艷美

圖來源：攝圖網_500946735

我們認識一座城市，往往是從它的“標簽”開始的：北京大氣、上海奢華、深圳前衛(wèi)、成都生活、重慶火爆、西安古樸、杭州溫柔、蘇州精致、武漢江湖……

而創(chuàng)造這些城市“標簽”的，正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這里的人。

“由于中國地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特征的復雜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應在我們的思考范圍之內。雖然微觀歷史對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或‘小歷史’津津樂道，但其所揭示的問題有助于我們理解大歷史。”

在《顯微鏡下的成都》一書作者王笛看來，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所展示出來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對我們認識當時乃至當今的社會、政治是不可或缺的。

《顯微鏡下的成都》，王笛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作為一位出生于成都的歷史學家，王笛將目光投注在小販、茶客、堂倌、甕子匠、普通市民等小人物身上，通過檔案、口述史、地方志、小說、竹枝詞、調查、新聞報道、圖片等多種資料，還原了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區(qū)的日常生活記憶，繪制出一幅中國內陸城市大眾公共生活的生動畫卷。

不同于以往通過“望遠鏡”進行的宏觀觀察，王笛用“顯微鏡”式貼近底層的心態(tài)和毅力， 讓我們得以發(fā)現(xiàn)“無名之輩”們的生活世界，觀察到“另一個中國”。

茶館，與公共空間

時至今日，一說起成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悠閑”。而讓這種城市氣質深入人心的代表性場所，就是茶館。

如《顯微鏡下的成都》所說，全國大多數(shù)城市都有茶館，但成都茶館的獨到之處在于，它滲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生命力異常旺盛。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片）

街頭巷尾，林蔭樹下，支幾把竹椅，就是家茶館。史料記載，中國最早的茶館就起源于四川。民國初期，成都茶館已達454家，居四川之最。

成都茶館為何如此之多？

王笛認為，這與一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生活方式分不開。

成都及附近許多州縣都產茶，又由于“民食魚稻，無兇年之憂”，故形成“其俗好樂”的民風，品茗自然成為民眾一大樂事。加上成都自古以來就是一座消費城市，服務業(yè)、飲食業(yè)發(fā)達，傳統(tǒng)社會娛樂活動不多，茶館也就成為普通人消磨時光和相互交游的理想場所。

“一城居民半茶客。”老成都人喜歡到茶館喝茶，究竟喜歡到什么程度？

以寫四川鄉(xiāng)土故事而著名的作家沙汀在1934年寫道：“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館，恐怕就是人們唯一寄身的所在了。”1940年代曾在成都生活的小說家張恨水也觀察到：“北平任何一個十字街口，必有一家油鹽雜貨鋪（兼菜攤），一家糧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這樣，是一家很大的茶館，代替了一切。我們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館，其需要有勝于油鹽小菜與米和煤者。”

當時也有很多社會精英甚至官方聲音認為，茶館是一個浪費時間和金錢的地方，甚至上升到 “少不入川”的勸言。但《顯微鏡下的成都》指出，茶館不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空間，而且是具有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等多功能的公共舞臺。

人們對茶館“上癮”，也不單單就是為了那一口茶。在信息不暢的年代，茶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交流平臺，“各種新聞總是首先在茶館里傳播……一個人去茶館猶如今天從報紙、收音機、電視獲取新聞。”所謂“少城一日坐，勝讀十年書”的說法，就源于此。

書中還寫道，當時茶館里主要有兩種人，一個叫“有閑階級”，一個叫“有忙階級”。有的人在茶館里休閑，有的人則是謀生，這兩種身份可以隨時互相轉換。

茶館像個市場，小商小販在那里賣東西，還有掏耳的、算命的等等，是三教九流各個階層的聚集地。從事特定行業(yè)的人有他們固定的據(jù)點，比如做絲綢生意的、做大米生意的、賣瓷器的都會到某個固定茶館去見同行，談生意。有時候茶館可能還是人力市場，人們可以到那里去雇傭工人。

時代變遷，成都閑適安逸的茶館文化，沒有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而是一直延續(xù)至今。

改革開放初期，成都的物資交流會都是在茶館里面定期舉行的，盡管后來隨著經濟發(fā)展，這種形式被淘汰了，但茶館依舊有信息交流的作用。

據(jù)統(tǒng)計，晚清民國時期，成都茶館數(shù)量不過五六百家，2000年前后有4000多家，到2018年官方公布的數(shù)量已多達9900余家。

現(xiàn)在的成都，一些人會因共同的興趣聚集到茶館來，很多讀書會、沙龍也在茶館里舉行。作為“會客廳”，跟以前一樣，今天的成都人見朋友、見客戶，經常也會選擇茶館。

在成都街頭，一邊是越來越多的咖啡館，一邊是帶著歷史記憶的茶館，在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之間，一起塑造著新的城市特質。

街道，與商業(yè)文化

除了以茶館為代表的慢節(jié)奏生活，外地人對成都的另一大印象，就是其旺盛的消費活力，這也是源于融入歷史基因的消費文化?！讹@微鏡下的成都》將視角對準街道——

據(jù)記載，19世紀中期，成都有400余條街道，清末5l6條，民國時期734條。在傳統(tǒng)中國城市，雖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交通，但人們也普遍將其作為自由市場和休閑空間。成都作為中國西部商業(yè)最為繁榮的城市，街頭是除了店鋪外，最重要的商業(y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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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指出，成都與大多數(shù)中國城市一樣，房屋多平行發(fā)展，一般一層或兩層，人們的住家與街面經常只有一個門檻之隔，因此街頭的商業(yè)活動很容易與市民的日常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

人們只需走幾步就能到街頭攤點、茶館、小店和理發(fā)店，這些地方不僅提供日用品，滿足居民的日常需要，也是社會交往的中。在外來人眼中，當時的成都街頭總是充斥著行人、轎子、推車，“涼棚、幌子、大招牌、旗子把狹窄的街道擠得水泄不通”。

商業(yè)的發(fā)展，促生了豐富的街頭商業(yè)文化。古代成都便形成了街頭月市，是重要的街頭商業(yè)和慶?；顒?，人們可以在一年內參加12個月市，依次為燈市、花市、蠶市、錦市、扇市、香市、寶市、桂市、藥市、酒市、梅市、桃符市。

費著曾在《歲華紀麗譜》中描述：“成都游賞之盛，甲于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yōu)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于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袨服，扶老攜幼，闐道嬉游。”

除此之外，一些街道變成了專門化的市場，如鹽市、魚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豬市、果市、花市、柴市等。《顯微鏡下的成都》中提到，“不同的交易分別占有各自的空間，有的街由木工、靴鋪、皮毛鋪、刺繡、舊貨、絲綢、洋貨等分別充斥。”

19世紀末，一個到訪成都的法國人十分吃驚地看到，“（街道）甚為寬闊，夾衢另筑兩途，以便行人，如滬上之大馬路然。各鋪裝飾華麗，有綢緞店、首飾鋪、匯兌莊、瓷器及古董等鋪，此真意外之大觀。”

當夜晚來臨，一些街道又變成了熙熙攘攘的夜市：以東大街為中心，到20世紀初甚至擴展到走馬街、青石橋以及東御街，商販們在那里出售百貨，顧客行人摩肩接踵。

現(xiàn)在的成都，依然有不少這樣“接地氣”的街名——許多由此而來的街名沿用至今，如鹽市口、珠寶街、鵝市巷、棉花街、騾馬市等。

各色各樣的集市，成為城市景觀和商業(yè)文化的一部分，也彰顯了成都激烈的商業(yè)競爭氛圍。“商人和小販總是為使用街頭的空間而爭斗，店鋪以其招牌、幌子、貨攤、桌椅等把它們的“勢力范圍”伸展進入街道。”

盡管如此，《顯微鏡下的成都》指出，成都商人仍然保持著相互協(xié)作的傳統(tǒng)，夏天一到，各商鋪就會統(tǒng)一行動，搭涼棚以避酷暑。如一首竹枝詞中所說：“萬商云集市廛中，金碧輝煌戶戶同。春暮日長天漸熱，湊錢齊搭過街篷。”

城市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這種城市的人塑造的。從古至今，成都的性格和氣質，藏于街巷之中，隱于生活細微之處。

“最宜居”“最具幸福感”“最具潛力”……成都身上有了越來越多的標簽，但在成都人眼里，腳踏實地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