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劉艷美

圖片來源：新華社

這個假期，淄博堪稱頂流。

已經持續(xù)一個多月的燒烤熱度，在爆發(fā)性的旅游熱情中愈加旺盛。數據顯示，五一期間淄博每日接待游客約20萬人次，知名“打卡地”八大局便民市場登頂全國景區(qū)“排隊榜單”；淄博站累計發(fā)送旅客超24萬人次，較2019年同期增長8.5萬人次、增幅55%。

追逐流量的城市，紛紛開始造訪淄博、“拆解”淄博，思考復制淄博的可能性——目光最后落在“地攤”上：兩年前，淄博政府曾在多個區(qū)新增66處早市、夜市及便民疏導區(qū)，允許當地市民“練地攤”，在外界看來，這一舉措為如今淄博出圈埋下伏筆。

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場成為五一搜索熱度最高景區(qū) 圖片來源：百度地圖

近日，新修訂的《深圳經濟特區(qū)市容和環(huán)境衛(wèi)生管理條例》經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擬于今年9月1日起實施。修訂后的條例允許街道辦根據方便群眾、布局合理、監(jiān)管有序的原則劃定攤販經營場所。

消息一出，“深圳將不再全面禁止路邊攤”的相關話題迅速登上熱搜。不少人將之與淄博的走紅關聯起來，有網友點評：“淄博的煙火氣、燒烤味，一線城市同樣也該擁有。”

其實，早在去年年底，上海已先一步立法，允許“有序設攤”；今年初，北京提出“在重點商圈組織開展外擺試點”，也曾引發(fā)相關聯想。隨著一線城市紛紛“放下身段”，有關城市如何對待“地攤”的問題，再次引發(fā)討論。

“燒烤攤”的隱喻

追捧淄博燒烤，追捧的是什么？

輿論已給出諸多答案。“小餅烤爐加蘸料”的特色“三件套”似乎說服力不足，有人辯稱徐州才是同類燒烤的發(fā)源地；社交媒體的狂轟濫炸更像是小概率事件，難以解釋淄博成為新一個網紅“神話”的奧秘。

視線進而被投向趕往淄博的人身上。有人追溯源頭發(fā)現，淄博燒烤的第一波熱度是今年二三月份開始，由大學生從外地坐高鐵前來擼串而引爆全網。

4月29日，游客在淄博市一家燒烤城吃燒烤 圖片來源：新華社

大學生為何能成為“流量締造者”？事實上，不止是淄博，大學生 “特種兵式旅游”正帶動曾經的“小透明”城市接連出圈。有分析認為，這是因疫情被壓抑消費的集中釋放，大學開學后，返校的學生們陸續(xù)結伴外出春游，開始了集體“消費狂歡”。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需要一種回歸日常生活的“儀式感”。淄博燒烤這種大家圍坐、大口吃肉的“地攤”美食充滿城市煙火氣，恰好能構成他們對生活想象的投射。

在中國傳統文化意象中，“地攤”總與濃烈的市井風情相關聯。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挑擔的、支攤的、吆喝的來往錯雜，令北宋繁榮的街巷經濟躍然紙上，人聲鼎沸、車水馬龍的煙火氣息，也使清明上河圖成為傳世佳作。

更難得的是，如同淄博一般地攤扎堆的景象，并非隨處可見。

就在淄博燒烤熱度上升的同時，山西晉城卻因“禁止露天燒烤”引發(fā)關注。一時間，“燒烤能造成多少空氣污染”“露天燒烤應該一網打盡嗎”等聲音不斷發(fā)酵。

淄博也曾為“地攤”煩惱。據當地媒體報道，為了解決地攤占道經營、噪音擾民、環(huán)境污染等問題，自2015年開始，淄博下大力氣引導露天燒烤“三進”（進店、進院、進場）經營，并使用無煙環(huán)保爐具。到現在，淄博獨具特色的“燒烤大院”，容納了大量過去在街邊游走的燒烤攤，并被加以統一管理。

社交平臺上的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場打卡攻略

有統一管理，也放開準入。2020年，在全國“地攤經濟”浪潮下，淄博曾公開允許市民“練地攤”。此后，地攤并未短暫出現后消失，在今年初的新聞中，當地仍堅持“在劃定區(qū)域內嚴格按照定時間、定地點原則”，引導商販有序限時經營。

如財經作家吳曉波分析，淄博政府允許燒烤攤上街，從而放棄了城管的某些權力，這也促成了“人們對自由市場的平民式想象”。

大城市的“陰影”

對于淄博這樣的城市，為“地攤”守住一方土壤已彌足珍貴，那么對于多樣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作出類似的抉擇就更顯艱難。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史璞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地攤經濟”的兩面性，即解決就業(yè)的同時，給城市帶來“臟亂差”，甚至被一些城市成為“牛皮蘚”。在“文明城市”測評中，“占道經營”也被列為城市精細化管理的反面指標。

2020年，中央文明辦曾在當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明確要求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

但當時，一線城市是否應該跟進“地攤經濟”，仍然引發(fā)不小爭議。央視財經發(fā)布一則評論指出，在以高質量發(fā)展為目標，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優(yōu)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強化特大城市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帶動力的關鍵階段，簡單化一哄而起地讓“地攤經濟”在一線城市野蠻生長，看似能解一時之急，但如果此風猛吹，后患無窮。

圖片來源：新華社

那一線城市是否不需要“地攤經濟”？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提到深圳的城中村。到2020年末，深圳還有70%的人住在城中村，他們當中大量流動人口，以低廉價格解決居住問題。每天清晨，攤販們都會沿城中村墻根排開，滿足民眾各種生活所需。

上海更是在幾個知名夜市被接連取締后，陷入“夜上海”的本體性迷失當中。曾在夜市中尋找上海市井風情的人們，失去了物美價廉的小吃攤，更難尋露天、摩肩接踵、物資與信息交換等要素齊備的社會體驗場所。

但上海的例子，可以呼應一線城市的難題。

作為上海北部最大的地攤聚集區(qū)，彭浦夜市高峰時期流動設攤數量一度達到上千家，在兩條馬路上綿延2公里。然而，食客所樂見的濃煙和噪音，引發(fā)了周邊居民的巨大反彈，二者矛盾難以消解。這也成為壓垮彭浦夜市的一根重要稻草——2013年，彭浦夜市成為被消滅的“負面典型”。

大城市的聲音更為多元，治理更為復雜，面對類似的問題也更多。公開信息顯示，彭浦夜市此后被“升級轉換”進一個“美食廣場”當中，并被外界稱為上海首個“正規(guī)馬路夜市”。但有媒體采訪了解到，商家搬入后生意大不如前，并且限于廣場對餐飲業(yè)用火的嚴格要求，大部分餐飲攤販并未搬入。

去與留的新解

眼下，一線城市的難題已不僅僅是平衡本地居民的需求。面對日益挑剔的外來人才的需求，對地攤的“一禁了之”顯得更加不合時宜。

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有關淄博的討論中，“大學生”的出現頻率極高?！吨袊嗄陥蟆芬粍t評論提到，淄博獨特的燒烤方式滿足了年輕人喜歡新鮮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抓住了年輕人的“胃”。而在get到年輕人的“打卡”熱情后，淄博的各項行動，更展現出其服務年輕群體的信心和能力，抓住了年輕人的“心”。淄博一系列舉措，正釋放出不少城市希望打造的“青年味”。

而淄博燒烤的“平價、好吃”，和與三五好友共敘的場景，則擊中了大部分年輕人最基本、最質樸的生活向往。

反觀常年居于“美食荒漠”榜單的上海、深圳等城市，上海被認為是“平價美食荒漠”，大部分本地餐廳價格偏高，而深圳則因歷史較短，缺乏培育本地美食的基礎。地攤不失為其打開局面、重新靠近年輕人的載體。

眼下，兩座城市都邁開了第一步。

據馬亮分析，一般看來，“地攤”屬于一種非正規(guī)經濟形態(tài)。由于“地攤經濟”的靈活、多變和原生態(tài)特質，無法套進一個標準化的“模具”，也難以將其納入正式體系當中、或者按照正式規(guī)則管理。

通過立法，非正規(guī)的地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灰色空間，進入更陽光化的語境當中。如馬亮所說，它事實上讓“地攤經濟”的治理回歸到多方互動磨合的關系當中，大家首先對于哪些是底線、哪些能商量有共識，并經過不斷摸索、往復，讓監(jiān)管部門認為能達到要求、消費者覺得方便，攤販能夠拓展業(yè)務，由此形成一個相對規(guī)范和健康的市場秩序。

而即便有淄博現成的經驗在前，這個過程也難以被縮短。在馬亮看來，城市對于地攤的發(fā)展策略，應該是具有很大差異性的，不僅需要因城而異，不同的地區(qū)、街道都應該有不同的解法。

近日回歸的上海夜市 圖片來源：解放日報

事實上，關于地攤，一直存在兩類不同的解法：如新加坡一般，將小販引進鄰里飯食空間——“食閣”，不僅發(fā)展成為如今各地大食代的前身，成熟的小販文化還被新加坡成功申遺；抑或如中國臺北、泰國曼谷一般，在街頭劃定特定流動攤販區(qū)域，在給定時間允許其經營，并被標進地圖。在當地不同的文化之下，二者均得到有效的發(fā)展。

回過頭來說，通過入駐大院，淄博讓燒烤攤走向興盛；但在上海，類似的做法就不一定見效。馬亮認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能否給基層執(zhí)法人員足夠大的自由裁量權，實現動態(tài)監(jiān)管、隨時發(fā)現問題隨時解決。由此，讓現有條例中的指導方針進一步落實、細化，并可能進一步形成成文的條例、制度或規(guī)則。